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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正在发生如下十个方面的经济变局。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自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以年均９．８％左右的超高速增长领先全球，创造了人类史上大国持续增长的奇迹。但在２０１０年一季度ＧＤＰ增速达到１２．１％的高点后，一直持续下行，直至２０１５年二季度的７％，且经济底部尚未探明，未来继续下行的概率很大。这已超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范畴，属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范畴。可以初步判断，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其原因有：“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饱和了；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了；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拉动ＧＤＰ增长的能力减弱了；国际环境总体不如以前了；基数很高后导致基数效应作用减弱了等。
变局二：“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变局三：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３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１０．６％；２０１３年三产占比达到了４６．１％，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４３．９％，２０１４年三产占比达到４８．２％；２０１５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４９．５％，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三产占比可达５５％以上。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变局四：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７．３亿人，较上年增长１１．８％，市场规模达１３４３７．７亿元，增长１８３．８％。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一些传统行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很快就会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
变局五：城镇主导社会翩然而至。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１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１．３５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２０１１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５１．２７％，较２０１０年的４９．９５％提高了１．３２个百分点，首次超过５０％，城镇人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２０１４年城镇化率提升到５４．７７％。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变局六：区域融合渐成潮流。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局七：人口红利开始消失。１９９０年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人口红利逐步提升，２０１０年抚养比下降到３４．２％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预计２０３０年前后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到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２０５０年抚养比将达到６２％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１年中国１５岁至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即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７４．４％，比２０１０年微降０．１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３４．１７％上升到３４．３５％；２０１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７４．１％，较２０１１年继续下降０．３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
变局八：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２０３０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变局九：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平均主义盛行的现实，我们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时的效率诉求更为强大。但当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虽然效率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公平问题已变得更为突出了，公平诉求更为强大了。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２００４年的０．４７３逐步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高点０．４９１，此后逐年有所回落，２０１０年为０．４８１，２０１３年为０．４７３。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０．４的警戒线。因此，近年来我们开始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开展精准扶贫等，以满足公平诉求。但解决公平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变局十：“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运用“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拉动消费。其实，“三驾马车”只是ＧＤＰ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经济低迷或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并非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依赖它们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它们才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以上十大经济变局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需要我国在认清的前提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力争抓住其中的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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