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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调利率“冷却”通胀方面,拉美各国央行一直走在全球前列。当地时间9月22日,巴西央行再次加息10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提高至6.25%,是今年3月以来第5次加息。
巴西央行提高借贷成本的同一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目标区间,同时表示每月至少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步伐很快就会放慢。
去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全球各国普遍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埋下了通胀的“种子”。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持续反复、供应链瓶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通胀持续升温。面对通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普遍比拉美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淡定”得多。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岳云霞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国在货币政策方向和力度上的明显区别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各国货币政策效率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更具主动性,政策工具更加完备,长期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底气”更足;而拉美国家的货币政策效率较有限,面对通胀往往“等不起”。
二是各国货币政策靶向不同。发达经济体着重考虑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指标,因此货币政策偏持续宽松;拉美大多数国家货币政策实行通胀目标制,面对通胀高企的直接举措是提高利率。
三是各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发达经济体主要出口制成品,受通胀传导的影响和压力小于拉美国家。在全球通胀中,大宗商品是第一轮受到影响较大的品类,相关出口国和进口国受到的压力更大,因此最先做出应对举措。
另有分析指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两个方面推高本地价格:与在国内以本币销售食品相比,生产商出口产品并赚取美元往往更划算;关键的进口产品更加昂贵,包括拉美严重依赖进口的制成品和工业中间产品等。
高盛拉美经济主管拉莫斯(Alberto Ramos)表示,随着通胀压力迅速扩散,可能需要更大幅度收紧政策。
通胀为何让拉美更“恐慌”
瑞士信贷拉丁美洲首席经济学家塞尔韦拉(Alonso Cervera)表示,由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对失控的通胀有着“疼痛”的历史记忆,因而对物价上涨往往迅速采取行动。
今年3月以来,拉美多国陆续进入加息周期。巴西央行已五次加息共425个基点至6.25%,并预计下个月连续第三次加息100个基点;墨西哥央行已两次加息共50个基点至4.5%,智利央行两次加息共100个基点至1.5%,秘鲁央行两次加息共75个基点至1%。
这些国家提高信贷成本的共同考虑在于抑制通胀高企、稳定本国货币币值、预防资本外流引起的金融风险。从通胀来看,巴西8月年化通胀率为9.68%,远高于官方设定的通胀目标中值3.75%(允许上下浮动1.5个百分点);墨西哥和智利8月年化通胀率分别为5.59%和4.78%,均高于目标中值3%(允许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秘鲁8月年化通胀率为4.95%,高于1%-3%的目标区间。
货币政策是对抗通胀最直接的工具,但为何拉美多国的加息举措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岳云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胀持续上升主要动力来自需求和供给成本双向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随着新冠疫情形势有所缓和,欧洲等国家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同时,新冠疫情持续反复引发生产断链风险、全球货运和物流成本上升等加大供需矛盾。
“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全球供需不匹配的问题短期内无法缓解,因此巴西等拉美国家虽然主动采取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试图将通胀拉回目标区间,但起到的效果较有限。”岳云霞强调。
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加息是个两难选择。为遏制通胀上行风险,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然而,在经济复苏未站稳脚跟之前连续加息,将会对经济发展前景造成破坏。
花旗银行拉美经济主管埃内斯托•雷维利亚(Ernesto Revilla)表示,该地区的央行别无选择,尽管经济较为疲软,但拉美国家央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因其不可能让通胀预期凭空消失。
同时,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加剧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削弱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智利、哥伦比亚、巴西将在未来13个月内选出各国的下一任总统,在为明年10月的选举做准备的过程中,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一直在下滑。
“拉美多国经济周期具有和选举周期相挂钩的特点,一般在执政初期经济政策会逐渐得到强化,执政末期经济政策延续性面临不确定性,可能加大经济风险。”岳云霞指出。
展望未来,资产管理公司Opportunity Total的首席经济学家冯塞卡(Marcelo Fonseca)表示,拉美地区经济将受到三重打击:一是通胀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二是为对抗通胀采取的加息可能损害经济;三是选举期间财政制度面临不确定,推动经济复苏的投资出现一定程度放缓是不可避免的。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喜还是忧?
一杯提神的咖啡、用于保暖的棉花、为汽车提供燃料的汽油……世界因大宗商品得以更好地运转。疫情期间,全球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数据,8月全球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3%。
近期,欧洲破纪录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可能加剧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高盛(Goldman Sachs)指出,如果供应继续低于正常水平,而且冬天比正常更冷,欧洲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可能会在已经创纪录的水平上进一步飙升。
今年上半年,铁矿石和铜等金属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认为,鉴于供应未能跟上需求步伐、疫情持续对全球供应链和运输带来挑战,相关金属价格今年下半年预计保持强劲。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报告,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两个关键因素为:一是随着各国疫苗接种进展,与疫情的一些限制有所解除,世界经济活动复苏;二是受投资者、消费者预期提振,特别是与全球能源转型相关的因素在较长期促成价格变化。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牵动着拉美各国的“神经”。据悉,南美地区主要为净出口国,中美洲主要是燃料净进口国,加勒比地区主要为能源和粮食的净进口国。
“拉美各国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大宗商品带来的影响也不同。”岳云霞指出,粮食、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促使巴西、秘鲁、智利等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出口与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对经济具有较好的激励作用;同时,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加剧了大宗商品净进口国(例如进口能源和粮食商品的国家)的经济困难,对贸易平衡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哥斯达黎加2021年前5个月的成本保险和运费谷物进口账单同比增长34.8%,而进口量仅增长5%。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研究,大宗商品价格和经济增长两者的关联度可能高达70%。而在2018-2019年的101个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中,南美洲12个国家对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均超60%,且3/4的国家大宗商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份额超80%。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宗商品占出口的比重超60%,则被视为大宗商品依赖国。
虽然大宗商品出口国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出口强劲复苏中获益,但对大宗商品的依赖也导致经济极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长期来看,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造成不利影响。“当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依赖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会有生产更多大宗商品的动机,从而降低了创新和经济多样化的动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发布的《2021年大宗商品与发展报告》中表示。
短期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则会导致资源分配向有利的出口部门集聚。岳云霞表示,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出口部门和其他部门是联动反应的,虽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促使出口部门的收益和回报增加,但由于社会资源流动产生的虹吸效应带来的连锁反应,物价普遍上涨,形成联动性的国内通胀。
“失去的十年”困境如何解?
新冠疫情暴发前,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走上停滞的道路:2019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2014年-2019年的平均增长率为0.3%;过去近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2%,远低于全球约3.5%的平均增长率。作为拉美第一大经济体的巴西2011年-2020年GDP平均每年仅增长0.27%,2020年GDP比2014年下降6.4%,人均GDP则下降10.8%。
“无论从以往的经济总量、人均GDP还是未来两、三年的经济预期来看,拉美地区都已经处于低经济增长期,且面临着滞胀困扰。”岳云霞说道,从较长的历史时期看,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该地区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胀加剧双重压力;从未来预期看,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
除了经济指标,岳云霞指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拉美地区社会指标恶化情况比较突出。一是贫困率增加,民众生活水平堪忧。根据拉加经委会发布的报告,拉美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赤贫人口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二是失业率进一步上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一份报告,2020年拉美地区约有2600万人失业。三是社会动荡更加明显,各国政党碎片化日益严峻。
“因此,从经济、政治、民生等全方位因素判断,拉美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新一轮‘失去的十年’。”岳云霞强调。
新冠疫情“黑天鹅”似乎是压垮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后一根稻草。拉加经委会(ECLAC)最近公布的《202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调查》报告显示,限制该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因新冠疫情而加剧,并将影响经济活动的复苏。
关于拉美地区的发展困境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顽疾,岳云霞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阐述了相关见解。
首先,以往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多被单一归因于依赖大宗商品,一是加大了经济的外部脆弱性,二是大宗商品部门的高回报、高收益未向全社会溢出,没有形成从优势出口部门向所有部门良性传导的机制。但这不是根本原因。“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创新能力以及形成大市场地区一体化的能力。”
其次,拉美贫富差距较大,在收入和财产分配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据估计,拉丁美洲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该地区大约70%的财富。这一问题形成的现象级反应是:有些出口部门富起来,但穷人并没有因此获得收益,社会财富的差异导致社会总消费支出受到抑制。而穷人在经济下滑、收益有限的时候弹性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这一体制性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
拉美地区有着自身发展、运行的轨迹以及政策惯性。当前,面临以高失业率、人均收入急剧下降、经济停滞或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失去的十年”困境,拉美国家何时能够实现从以通胀为锚到以经济为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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